“在19世纪,资产阶级是处在普罗大众和贵族精英中间的阶级。他们来自工人阶级却不喜欢工人阶级,渴望往上爬,然而得不到贵族阶级的认可,甚至被贵族们瞧不起。

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能够区别自己和其他群体的物质文化。其中,最重要的“活的物品”是家中的女主人。

资产阶级妇女要通过她的身体、她的服饰和珠宝来彰显她丈夫的身份,就连在家里的时候,她们也要穿着有坚硬的衬架支撑的大裙子,上面还装饰着丝带和褶皱。

对花花公子们来说,拥有女人是一种有钱的标志,怀抱着一位美女在各种沙龙里四处游走,可比穿金戴银更能显示出自己的财富。

女人打扮得如仙女一般,既没有年龄,也没有姓名,她们就像资产阶级家里的陈设一样,被审美的变化左右着。

她的身体不再属于现实,而是和外物捆绑在了一起,被偶像化、理想化,也被操纵和控制着。

房子和女人都变成了商品。

用索尔斯坦·凡勃伦的话说,她们是在行使一种“代理有闲”:她们为家庭执行着有闲的义务,因此她的衣服必须沉重,让她什么都做不了,才能展现出闲散。

父权社会中,金钱无法改变女性的客体地位,她们有穿着华丽的自由,却没有穿着闲适的自由;她们有做淑女的自由,却没有做自己的自由。

深受疫情重创的岛国经济,失业率骤然上升,而其中受影响最深的便是女性群体,女性的失业人数达到了男性失业人数的两倍之多。

岗位减少,薪资下降让众多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女性被迫走向风俗业。

许多女性不得不通过用服务男性的“爸爸活”勉强糊口,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信息进行揽客,陪同吃饭、购物、约会。

这样看似轻松的赚钱方式实则隐藏着巨大的性暴力陷阱,从一开始就不平等的交易,代价注定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。

在这个过程中,大多数女性都有过被拍摄、被强迫、拒绝采取避孕措施的经历。

而比起可量化的身体损伤,对于尊严的践踏和心理的屈辱更是难以言说。

对于她们来说,走向风俗业从不是自由的选择,离开也并非轻而易举。

媒体热衷于拍摄和采访著名AV女优,以展现她们奢侈的生活和良好的状态,进而吸引更多年轻的女孩投身于这一行业。

色情业的扩大化和普遍化逐渐成为了一种趋势,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或因为现实的压力,或被AV女优美好的生活所吸引开始尝试风俗业。

从门槛较低的“爸爸活”到职业AV女优,这样的已被安排好的路成为了她们的职业发展路径。

不同于普通工作,她们需要花费高昂的“维护费”,也就是花钱保养皮肤和头发,购买化妆和衣服从而增加自己的优势。

但拍摄一次普通AV的酬劳并不高,想要赚钱就要拍摄含有暴力场景突破底线的视频。

许多女性在这个过程中患上炎症、性病都已经是家常便饭。

没有人能够用“不努力”去批驳走到这一步的日本女性,因为她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打两份工都无法负担自己的生活。

不是懒惰让她们堕入这看似轻松的行业,而是社会结构和固有思想阻断了其他的可能,留下唯一一个“自由”的选择——风俗业。

当初一位伟人曾经这样说过:“我不想哪一天,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,再出现资本家、企业主、雇工、妓女和吸食鸦片;如果那样,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……”

将娼妓列为人剥削人的主要现象之一,可见其严重程度。

晚清和民国时期,不但不禁止娼妓,还把其作为重点产业进行扶持。

1920年代初的广州,花捐(对娼妓行业的征税称为花捐)每年收入六七十万元,占市政收入的三分之一。

除妓院本身外,还有许多如茶馆戏楼的服务行业也依附其蓬勃发展。

《娼妓的历史》一书中记载道:娼妓之业日兴,卖淫之风日炽,从繁华都市到乡间城镇,从东南沿海到边远省份,到处是艳帜高张,妓院林立。

一位国民党大员甚至说:“没有娼妓还成什么城市!”

所以也就有了“无妓不成市”的说法,实在是绝妙的讽刺。而这些看似灯红酒绿的繁荣背后却是对妇女残忍的压迫。

1935年,罗琼在《娼妓在中国》一文中也论述到:“即使在业女工,往往因工资减少,不得不把卖淫当做副业。都市中间是这样,农村中也因连年灾荒,农夫数量大增,但就上海一埠已有公私娼10万左右。”

由此可见,女性卖淫绝不可能是自愿的选择,她们或被骗被卖,或因生计所迫,进入妓院后仍受尽百般欺凌。

她们用血泪灌注这一黑暗产业的繁荣,但却仍在这一产业的最底层苦苦求生。


1949年11月21日,新中国在京城举办的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:根据全市人民的意志,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,没收妓院财产,集中所有妓院老板、领家、鸨儿等加以审讯和处理,并把妓女集中起来,改造其思想,医治其性病,有家者送其回家,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,无家可归、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,从事生产。

从首都开始,这场取缔卖淫嫖娼的活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,到1952年下半年,全国累计查封妓院8000余所,危害社会的顽疾就此被清除。

那些被解放了的妓女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做人的滋味,她们能够学习文化和技术,通过劳动赚钱,这使得她们不必再出卖身体、遭受毒打和歧视。

那一刻,她们才体味到真正的自由。

从颇具影响力的女明星助阵演出,到疯马秀经理回应“疯马秀已经成为一个骄傲、自由女性的象征”,再到众多名人观看演出,这场闹剧的影响绝对远比你们想象的要深。抵制黄赌毒是中国所有人铭记于心的标语,但现在利益方却借助一些擦边球不停试探底线的边缘。她们越标榜自己的自由与解放,不同阶层之间的剥削就愈加鲜明。有人一丝不挂,有人衣不蔽体,有人却衣冠楚楚。如果这是自由,那一定不是属于广大普通女性的自由。”

“不错,你要是去考公务员,至少一个政委水平。所以你的意思是那些人在故意这样试探?”霍秀秀自然是能听懂的,她平时可没少跟那些公务员官场中人打交道,单纯从官腔来看,那些人的觉悟貌似也有这样高。

“分三步,第一步就是找一个在国内的网络上名气很大的外籍女艺人表现,直接赤裸裸的试探第一重底线,如果这都不被封杀,可以接受,那之后就会大张旗鼓的宣传造势,会拉越来越多的女明星下水,甚至是包括国内的一些当红女星。至于手段,那就直接是能用无所不用其极来形容。

第二步就是找个人气不高,但也算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小糊咖,大张旗鼓的过去看秀,从表演到看,如果这都被封杀,也算是试探出来了底线。

第三步就是找个具有国民影响力,人气很高,愿意过去看秀的当红女星,这一个会低调过去看秀,不会直接大肆报道,但会透露她的行为,如果没有被封杀,就会给予支持,让她走红,成为新的国际女星。目的就是纳投名状,用这样的方式拉拢影视圈的当红明星,正式开始文化入侵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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